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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1日，阿军收到武汉市六医院的检测报告，结果显示其新冠核酸为阳性。阿军很意外：“我完全没想到自己检测结果会是阳性，因为之前我没有任何身体不舒服，家里也没人确诊，我也没和太多人接触过。”

　　鉴于疫苗和特效药的出现还有很大不确定性，某种意义上来说，全社会最担心的可能并不只是新冠肺炎的卷土重来，还有这种最彻底最暴烈的应对方式给社会带来的难以长期承受的后果。美股崩盘、全球陷入经济危机就是一个最直观的例证。当武汉等城市陷入医疗资源不足困境之时，全社会都在接受这种暴烈方式带来的惨痛损失，但是当病毒再度来袭，封城、全面停工停产等极端方式如果被再度采用，只能被认为是公共卫生政策的失败，也说明我们并没有从武汉人民付出的惨痛代价中得到真正的教训。


　　黄洁夫：十七年前的事，仿佛还是昨天，记忆犹新。我是2001年10月调至卫生部的，2003年2月7日我回广州过年，8日广东省副省长与卫生厅长告知我原来工作过的中山医科大学附二院发生了医务人员群体性不明原因肺炎，医疗界有些紧张。我第一时间就电话报告了卫生部主要领导，卫生部高度重视，春节前就派遣卫生部与国家cdc（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赴穗调查。第一批专家组调查结果是“衣原体”感染性肺炎，主要是当时发现尸检病理有大量衣原体。春节后，疫情未能控制，有更多人员发病，多个医院均发生疫情。我受命作为第二批专家组的卫生部领导赴广州。当时的科学技术手段有限，没有现在的基因测序、核酸检测等，病原体一直未明确，国家cdc专家与广州临床专家意见不一致，有“衣原体与病毒之争”。我是支持钟南山等八名呼吸病专家意见的，认为疫情是病毒感染。


　　战疫最吃劲的时候，武汉市第七医院一名患者训斥医护人员不扫厕所的视频在网上疯传；浙江省海宁市一名中年男子拒不按要求登记信息，对防控人员大声呵斥：“告诉你们，我是市里面制定政策的，知不知道……”经证实，训人者均是当地干部，而他们呵斥的对象都是冲在抗疫一线的工作人员。

　　其次，从经济损失来说，也很难说本案中的“滥用职权”的社会危害有多大。尽管有审计报告指出，经营损失达157万多元，但农业投资是公认风险最大的投资，不能只计算当年损益，更要看长远效果。记者在采访中就了解到，截至目前，“该乡仍有部分村民自己承包土地大面积种植食葵，而且收益颇丰”；甚至2017年县政府还出台政策，鼓励和支持在进京道路两侧种植花卉作物。



　　但我看了有关报道后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中国企业有能力生产出足够的口罩，可以满足大家的需要。中方有关企业已经竭尽全力，夜以继日、加班加点地为世界各国提供抗疫物资保障，我们会继续竭尽全力。


　　新京报快讯 据辽宁发布微信公众号消息，3月31日，辽宁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加强对无症状感染者的筛查。对境外入辽人员，一律集中隔离14天，一律进行2次核酸检测和一次血清抗体检测。